[page]

1949年

頒布《共同綱領》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即《共同綱領》?！豆餐V領》規(guī)定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方針政策?！豆餐V領》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民政府；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國家所有，變封建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穩(wěn)步地變農業(yè)國為工業(yè)國；國營經濟是國家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在它的領導下合作經濟、農民和手工業(yè)個體經濟、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家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xiāng)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目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民族團結；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實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等等?！豆餐V領》還對土地方針、發(fā)展工農商各業(yè)、金融管理、外貿體制、國家預算等方面作了根本規(guī)定?！豆餐V領》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

沒收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專指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和大官僚的私人資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國民政府及其各級官僚通過各種途徑以多種方式形成了壟斷國民經濟的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這些資本被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國民黨官僚控制與占有。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中提出“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經濟國家所有”。1946年解放哈爾濱后，人民政府即開始實行沒收官僚資本的政策。由于官僚資本包括國家資本與政府官吏的私人資本，為避免傷害民族資產階級利益，中共中央吸取洛陽解放后沒收官僚資本的經驗教訓，1948年4月制定了正確的沒收方針。沒收官僚資本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主要沒收了國家資本和公營企業(yè)；第二階段是1950年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通過沒收敵產的方式沒收了屬于國民黨官吏所有的官僚資本；第三階段是1951年清理公股、公產運動，將國營企業(yè)中民族資產階級的股份和私營企業(yè)中的官僚資本、敵產清理出來。沒收官僚資本分為四種方式，一是屬于國民政府的國家資本與各反動組織、系統的公產，立即接管沒收；二是屬于國民黨官吏的私人資產，屬于沒收范圍的立即沒收，需要調查審核的予以監(jiān)管；三是國民黨軍政機關及官吏在民族工商業(yè)的投資，暫時不動，留待以后清理沒收；四是民族資產階級在官僚資本企業(yè)的投資，合法的仍承認其所有權。這樣，屬于官僚資本性質的一切工廠、礦山、鐵路、交通運輸、郵政、商業(yè)、金融等全部收歸國有，成為新中國國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抑制物價上漲風潮

1949年，我國出現三次嚴重的物價上漲風潮。第一次發(fā)生于1949年4月。由于華北地區(qū)春旱較重，糧食生產受到影響，市場上糧價大漲，引發(fā)物價上漲的連鎖反應。第二次發(fā)生于1949年7月，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是國民黨軍艦封鎖上海港，又適逢臺風襲擊東南沿海，物資緊缺，出現物價猛漲。第三次發(fā)生于1949年10月，漲價風潮發(fā)生地是上海、天津。上海的棉紗價格快速上漲，天津的棉花、糧食價格交替上漲，引發(fā)全國物價上漲之風。這三次物價上漲風潮的共同特點是糧食、棉花、紗布價格首先上漲，然后帶動物價全面上漲。為抑制物價漲風，人民政府采取恢復生產以增加供給、壓縮需求的雙管齊下的政策。第三次物價上漲后，中財委決定先抓糧食以穩(wěn)定北方，從東北調集糧食運往華北。北方糧食市場壓力減輕后，著手打擊上海投機勢力。鑒于物價漲風已波及全國，中財委決定組織國營貿易公司、財政、銀行三方面的力量平抑物價。1949年11月13日，中財委發(fā)出十二項指示，指揮貿易、財稅、金融等部門統一行動。1949年11月20日，中財委要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國營貿易公司準備足夠的糧食、棉布等重要物資，從25日起一齊大量拋售。緊急調運物資，各主要城市統一行動，一齊拋售。在此期間，中國人民銀行暫停一切貸款，收回到期貸款，舉辦折實儲蓄，調高存放款利率；財政部門則抓緊征稅，暫停支付除中財委特許的工礦投資和收購資金，地方經費中凡是可以遲發(fā)的，均延續(xù)半月至20天。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發(fā)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中財委指揮的統一行動歷時半個月后，市場銀根大為緊縮，囤積居奇者措手不及，急于拋售囤貨，越拋市場物價越跌，物價上漲風潮被成功抑制下去。平抑物價的這套措施，被人們稱為“三個部門，六路出兵”，即：貿易部門拋售物資，暫減收購；財政方面加強稅收，募集公債；銀行方面吸收存款，收回貸款。

1950年

土地改革

“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是中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1947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老解放區(qū)進行了土地改革。新中國成立時，新解放區(qū)約有2.9億農業(yè)人口還未進行土地改革。在老解放區(qū)土地改革的基礎上，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發(f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區(qū)開始推行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與《中國土地法大綱》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若干政策上有大的改進。第一，由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和財產改為保護富農經濟；第二，對地主只沒收其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糧食及在農村的多余房屋；第三，提高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土地的標準；第四，由徹底平分中農土地改為完全不動；第五，因地制宜，對不同地域作了不同的規(guī)定。為了推進土地改革，人民政府開展了清匪反霸、減租退押斗爭，為土地改革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社會條件。為了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開展土地改革，政府成立了各級土地改革委員會，組織了土地改革工作隊。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等部分少數民族地區(qū)和未解放的臺灣省外，全國新解放區(qū)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徹底消滅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國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到7億畝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激發(fā)了農民勞動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改善了農民生活，活躍了農村經濟。

統一財經

解放戰(zhàn)爭時期，各解放區(qū)處于敵人分割包圍之中，財經工作只能分散開展。新中國建立后，各自為政的財經工作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迫切需要統一全國財經。1950年初，全國交通通訊逐漸恢復，除東北外人民幣成為統一的貨幣，稅收政策及稅政（？不明白）也實現了統一。另外，國營企業(yè)也實現了生產計劃、原料供應、產品銷售、內地貿易物資的調撥、物價管理等方面的統一。這一切為統一全國財經奠定了基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開全國財政會議，確定了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管理的基本方針。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并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開始統一全國財經?！蛾P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規(guī)定，成立全國編制委員會，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統一財經工作采取了六項措施。一是統一全國編制和待遇，提高工作效率，節(jié)減行政經費。二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管理，規(guī)定公糧的征收、支出、調度統一于中央；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每日結繳中央金庫，由財政部統一調度使用；分別輕重緩急合理安排支出。三是統一國營貿易，加強中央對全國商業(yè)、外貿的管理權力。設立了12個全國性國內貿易、對外貿易公司。設立貿易金庫，統一調度全國貿易資金。禁止部隊、機關、政治團體經商。四是統一物資管理和調配，規(guī)定全國各地庫存物資由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五是統一現金管理，規(guī)定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yè)的現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得存入私人銀行、錢莊，不得對私人放貸，要按期編制現金收支平衡計劃，以節(jié)約現金及有計劃地調節(jié)現金流動。六是對加營企業(yè)實行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各級政府認真執(zhí)行國家統一財經的決定，僅用了四個月便基本完成了統一財經的工作，對平衡財政收支，抑制通貨膨脹，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調整工商業(yè)

1950年3月全國物價穩(wěn)定后，私營工商業(yè)的生產經營出現了困難。市場上商品滯銷，價格倒掛；工廠開工不足，生產銳減；大批工廠、商店歇業(yè)倒閉，社會失業(yè)嚴重。私營工商業(yè)發(fā)生經營困難，從需求方面看，是因為經濟中有效需求大幅度縮減造成的；從供給方面看，一是因為盲目發(fā)展、盲目競爭，使某些產品相對生產過剩；二是因為各種生產成本迅速提高，而產品定價受到政府限制，從而出現嚴重虧損；三是私營廠商經營效率低下；四是經營環(huán)境惡化。另外，政府在抑制通貨膨脹過程中力度過大，也造成私營工商業(yè)的“后仰”。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決定調整工商業(yè)。調整工商業(yè)主要從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產銷關系等三個方面入手。具體措施主要是：一，放松銀根，刺激需求；二，調整稅收，簡化稅目，推行“松”的財政政策；三，調整公私關系，改善私營工商業(yè)的經營環(huán)境；四，調整勞資關系，改善私營工商業(yè)經營管理；五，公布產銷信息，調整產銷關系。經過調整，私營工商業(yè)從1950年6月起有了起色。調整工商業(yè)，有助于實現國家財政經濟根本好轉，有助于調整產業(yè)結構，有助于探索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途徑。[page]

1951年

實施《勞動保險條例》

為建立職工勞動保護制度，1950年勞動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擬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草案，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同意后，在全國職工中廣泛開展討論。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經修改后的勞動保險條例，并開始實施。這是建國后全國推行的第一個勞動保險條例?！稐l例》規(guī)定的勞動保險對象是所有的雇傭勞動者，規(guī)定了職工在疾病、傷殘、死亡、生育及年老不能繼續(xù)勞動時，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物資幫助，職工供養(yǎng)的親屬也可以享受一定的保險待遇。勞動保險的各項費用全部由實行勞動保險的企業(yè)行政方面或資方負擔，其中一部分費用由企業(yè)行政方面或資方直接支付，另一部分由企業(yè)行政方面或資方按全部工資總額的3%撥交工會組織。后一部分經費中劃出70%作為支付職工享受的勞動保險待遇，另外30%作為總基金交給中華全國總工會統籌舉辦集體勞動保險事業(yè)。勞動保險支付標準著眼于工人的實際需要與最低社會保障，盡可能達到“保護雇傭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并減輕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難”的目的。勞動保險條例的實施，使工人、職員生活中的特殊困難得到基本解決或減輕。由于勞動保險經驗不足，勞動保險工作也出現一些偏差，如過分強調集中統一、若干待遇標準較低、沒有特別重視疾病保險等問題。

啟動治淮工程

淮河流域是近代中國災難頻發(fā)的區(qū)域之一。為治理淮河，國家組織有關部門制定了一個全流域多目標的治淮工程方案。治理淮河目標之一是使22萬平方公里流域內的近6000萬人民永絕水患，目標之二是利用淮河水流建設5000萬畝的灌溉農田，目標之三是改進2000公里航道，目標之四是建設一定數量的水力發(fā)電站。為實現這些目標，從1950年冬季開始，國家啟動了治理淮河的三大工程：蓄水工程、整理河道工程和發(fā)展水利工程，人民政府動員了220萬民工投入工程建設之中。到1952年，建成3座水庫與15處湖泊洼地蓄水工程，可控制100億立方米洪水；修復干支流堤防2190公里，完成疏浚工程2880公里；配合蓄洪、灌溉、修堤和疏浚工程，修建128座涵閘。治淮工程的完成，使淮河流域擺脫了經常的水災威脅，打下了全面開發(fā)淮河水利資源的良好基礎。

1952年

“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指從1951年12月開始的全國性的在黨和國家機關內展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拔宸础边\動是指繼“三反”運動后，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中開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的根本目的是服從于已轟轟烈烈開展的增產節(jié)約群眾運動。在愛國增產節(jié)約運動中，暴露出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經濟部門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十分嚴重，給全國經濟建設造成巨大損失。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指出“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fā)生，證明1949年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本主義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決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進行“三反”運動。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立即限期發(fā)動群眾開展“三反”斗爭的指示》，“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三反”運動揭發(fā)出許多黨、政、軍、團體內的貪污分子與不法資本家勾結，不法資本家存在“五毒”行為。中共中央為打擊資產階級的不法行為，于1952年1月26日發(fā)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guī)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2月初“五反”運動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6月13日，政務院發(fā)出《關于結束“五反”運動中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歷時半年的“五反”運動才告一段落?！叭础边\動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但也出現了過火的現象。“五反”運動總體達到預期的目的，但也存在不足，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yè)打擊較大，出現市場蕭條、工業(yè)生產下降等問題。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關于結束“三反”運動的報告》、《關于結束“五反”運動的報告》，“三反”“五反”運動至此結束。

成立國家計委

早在建國之前，中國共產黨在探索未來的經濟管理體制時，就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實行計劃經濟需要建立計劃管理機構。1952年，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即將進行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籌建中央計劃委員會便提上日程。11月15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正式成立。國家計委直屬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任計劃委員會主席，鄧子恢為副主席，陳云、彭德懷、林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習仲勛、黃克誠、劉瀾濤、張璽、安志文、馬洪、薛暮橋為委員。秘書長為馬洪，副秘書長為王光偉。國家計劃委員會下設16個計劃局，一個私營企業(yè)計劃處和一個統計局。各級人民政府相繼成立地方計劃委員會，全國性的計劃管理機構初步建立起來。[page]

1953年

“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指我國1953年到1957年執(zhí)行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一個五年計劃。1951年2月，中財委已著手試編“一五”計劃。1952年下半年，中財委加緊“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于8月11日提出了輪廓草案。1954年4月，中央成立編制五年計劃綱要8人工作小組，開始編制詳細具體的“一五”計劃草案。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了“一五”計劃草案，4月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正式批準該草案。同年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耙晃濉庇媱澃ňw言和11章，共計約11萬余字?！耙晃逵媱潯备鶕h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確定了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一是集中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項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yè)建設，為我國的工業(yè)化打下初步基礎；二是建立部分手工業(yè)生產合作社，發(fā)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為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打基礎；三是發(fā)展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以把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納入經濟建設之中，打下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基礎?！耙晃濉庇媱澚η髢?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并使工業(yè)與農業(yè)、輕重工業(yè)保持適當比例；注重投資與資金積累相適應；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注重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重視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既要保證國家建設，又要改善人民生活?！耙晃濉庇媱澮?guī)定，到1957年工農業(yè)總產值達到1249.9億元，比1952年增長51.1%，其中工業(yè)總產值為增長98.3%，農業(yè)總產值增長23.3% 。“一五”計劃在1957年底超額完成。歷時5年、數易其稿的“一五”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制定的第一個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

統購統銷

1953年，隨著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的展開，糧、棉、油等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糧棉油的供給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糧食供需矛盾，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1953年11月15日，中央又發(fā)出《關于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是在農村向余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對城市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禁止私營商自由經營糧食。城市的計劃供應實行定量配給，第一步是不論年齡大小、勞動輕重，均按一定數量供應，第二步是按人口、行業(yè)、勞動特點實行分級供應。1954年國家又實行了棉花、棉布的統購統銷，規(guī)定從9月15日起，所有國營、合作社、公私合營和私營布廠生產的布匹一律由中國花紗布公司統購統銷，棉花、棉布實行憑證供應。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實行糧食的定產、定購、定銷“三定”政策，糾正向農民征購“過頭糧”的傾向，并改進了購糧證和糧票的管理。統購統銷政策一直持續(xù)到1985年結束。統購統銷政策，在主要農產品生產不足、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保證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統購統銷對于擴大積累，推動我國工業(yè)化的建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統購統銷政策促進了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但從長期看，統購統銷政策也存在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不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1954年

康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車

1954年12月25日，東起西康省會雅安，西至西藏首府拉薩的康藏公路建成通車。同日，東起青海省格爾木，西至拉薩的青藏公路也建成通車。康藏公路公路于1950年4月開工建設，全長2255公里，橫跨了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和雅魯藏布江支流，穿越了泥沼、流沙、森林、冰川、地震地帶，翻過了14座海拔4000-5000米的大山，工程難度極大。青藏公路全長2100公里，起自西寧，迄于拉薩，修筑在拔海4000米以上廣闊無際的大草原上，沿著我國最大的內陸湖——青海湖的南岸，進入富饒的柴達木盆地，南跨昆侖山，繞過黃河發(fā)源地以西的崇山峻嶺，橫渡萬里長江的最上游——楚瑪爾河和穆魯烏蘇等河流，越過著名的唐古拉山，穿過羌塘草原，沿盛產硼砂的騰格里海南岸，進入拉薩河平原。其中，格爾木至拉薩段的1280公里道路于1954年5月11日在昆侖山下雪水河艾芨里溝破土動工，7個月后修通。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時通車，結束了西藏沒有一條正規(guī)公路的歷史。人民日報為此發(fā)表了《在“世界屋脊”上創(chuàng)造幸?！吠ㄓ嵨恼隆?/p>

戰(zhàn)勝百年一遇洪水

1954年春夏兩季，長江中下游雨量特別集中，我國發(fā)生特大洪水，為近百年來所罕見。湖南、江西等地，六月份全月降雨量普遍在500毫米以上，大多超過了歷年同月平均降雨量的二倍；有些地區(qū)兩三天里的降雨量就相當于往年同一時期全月的平均總雨量。長江、淮河的干流和支流的水位普遍上漲，武漢關最高水位比長江百年來最高歷史記錄28.28米高出1.45米?；春恿饔蜃云咴路萜?，已先后發(fā)生了4次巨大洪峰，正陽關水位比淮河歷史上最大洪水年的224.62米高出1.79米，水量也超過了1931年和1950的大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蘇、河南的部分地區(qū)，發(fā)生了程度不同的內澇和洪水災害。長江中下游和淮河兩岸的廣大人民，從六月份開始，展開了戰(zhàn)勝洪水的英勇的斗爭。長江落，淮水降，黃河也平安地度過了10次洪峰。經過長期緊張的斗爭，最后戰(zhàn)勝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1955年

發(fā)行新幣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后發(fā)行了第一套人民幣，隨著經濟的恢復與發(fā)展，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的需要。195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于發(fā)行新幣的指示》，決定從1955年3月1 日起發(fā)行新幣。1955年2月2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頒發(fā)《關于發(fā)行新的人民幣和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的命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從1955年3月1日起發(fā)行新的人民幣，收回流通中的人民幣舊幣，新人民幣是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切貨幣支付、債權債務、交易計算、契約合同、單據憑證、賬簿記載以及國際清算的唯一計算和計價單位。新人民幣主幣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5種，五元與十元主幣暫不發(fā)行；輔幣有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6種。新舊幣折換比率為新幣一元等于舊幣一萬元，兌換原則實行各階級無差別兌換。1955年6月10日，人民幣新舊幣的兌換工作基本結束。中國在短短100天內風平浪靜地實現了大幅提高單位貨幣的價值量，完成新幣對舊幣的替代，徹底消除通貨膨脹的殘跡，貨幣制度面貌為之一新，成為貨幣制度建設的光輝成就之一。

農業(yè)合作化高潮

農業(yè)合作化的起源可追溯到革命根據地、解放區(qū)時期，那時許多農村組織了互助組進行農業(yè)生產。1953年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與農副產品供應緊張的矛盾，使中國共產黨更加關注如何加強農業(yè)發(fā)展問題。1953年底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組織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1954年農業(yè)合作社的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已大大突破了原定的發(fā)展計劃。1954年4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1955年合作社要發(fā)展到30萬個或35萬個。1954年11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在1955年春耕前將合作社發(fā)展到60萬個。于是，1954年冬、1955年春全國農村掀起建立合作社的浪潮，1955年3月全國農業(yè)合作社達到67萬個，經過整頓仍然達到65萬個。由于農業(yè)合作社短期內增長過快，不少新社在生產經營方面出現許多問題，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整頓和鞏固合作社。1955年3月，毛澤東同意農業(yè)合作社“停、縮、發(fā)”的方針。但他在1955年四、五月外出考察后，對中央農村工作部提出的發(fā)展合作化方針產生不同的看法。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yè)合作社問題》的報告，嚴厲批評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政策，提出農業(yè)合作化不是下馬的問題，而是趕快上馬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一報告，推動全國農業(yè)合作化進入高潮。[page]

1956年

中共八大召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是在國內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階級關系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混亂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由毛澤東致開幕辭，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fā)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yè)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yè)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大會決議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業(yè)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對于經濟建設的方針，大會堅持了1956年5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中前進的政策。大會指出，社會主義階段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主要任務還是保持和發(fā)展生產力。大會在黨的建設方面，提出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個人崇拜?！鞍舜蟆睘樯鐣髁x建設畫出了藍圖，但“八大”提出的基本原則由于種種原因后來卻沒有很好地貫徹。

私營工商業(yè)社會主義改造

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針。中共中央對于私營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改造比較慎重。1953年5月，中共中央統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提出公私合營是改造資本主義企業(yè)的好辦法，得到中共中央認可。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的政策是和平贖買，改造步驟是從委托加工、計劃訂貨、委托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低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國家資本主義，最后實行贖買，完成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實行農產品稅統購統銷后，國家完成了對私營批發(fā)商的改造。1955年下半年，農村出現了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私營企業(yè)在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出現了積極要求實現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要求。國家對私營企業(yè)在職人員全部包下來，私方人員量才錄用，私股得到年息5厘的定息。截止到1956年底，私營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全國公私合營的私股為24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yè)股17億元，商業(yè)股6億元，交通運輸股1億元，由政府統一發(fā)放定息。

反“冒進”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鄧子恢等人在農業(yè)合作化發(fā)展速度上存在問題，毛澤東又批評其它經濟領域的“右傾保守思想”，導致我國經濟建設很快出現了冒進傾向。當《1956年到1967年會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草案）》制定后，在農業(yè)發(fā)展的高指標壓力下，其它部門也加大了發(fā)展規(guī)模。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1956年2月全國第一次基建會議把“一五”時期的基建項目由原定的694項增加到754項，到6月又猛增到800個，基建投資由原來的112.7億元增至147億元，大大超過了國家可以承受的人力、財力、物力水平。中共中央主管經濟的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在1956年初開始注意反冒進。1月下旬，反冒進的重點放在控制基本建設上。1956年6月，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召開，確定了經濟建設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前進的方針，通過了《關于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關于高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說明》。6月2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反對急躁冒進。10月，中共中央八屆二中會會召開后，國務院壓縮了1957年國民經濟發(fā)展計劃，并在全國范圍開展了增產節(jié)約運動，進一步糾正1956年的冒進。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后，毛澤東開始批判反冒進，從而使左傾思想再度迅速發(fā)展起來。

1957年

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

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為全國農業(yè)發(fā)展綱要，是在我國第一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力的一個奮斗綱領。該綱要提出，在農業(yè)合作化基礎上，迅速地、大規(guī)模地增加農作物產量，發(fā)展農、林、牧、副漁等生產事業(yè)，要求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qū)，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qū)，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qū)，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棉花每畝平均年產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國平均數），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要大力發(fā)展畜牧業(yè)。為保證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該發(fā)展綱要制定了興修水利，發(fā)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大力增加農家肥料和化學肥料；改良舊式農具，推廣新式農具；積極繁育和推廣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優(yōu)良品種；擴大復種面積；多種高產作物；積極地因地制宜地改進耕作方法；改良土壤；開展保持水土的工作等增產措施。這一綱要對推動農業(yè)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但其中有的指標定得過高，也給后來的農業(yè)生產帶來不利的影響。

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武漢長江大橋是長江上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橋，位于武漢市漢陽龜山和武昌蛇山之間。武漢長江大橋全長1670米，其中正橋長1156米，有兩座橋臺，八座橋墩，9個孔；漢陽岸引橋長303米，17孔；武昌岸引橋長211米，12孔。正橋分上下兩層，上層系公路橋，為6車道18米寬的公路；下層為雙線鐵路橋。橋高64米。橋下凈空高度按通航水位以上18米設計。武漢長江大橋在建設中采取了新型管柱基礎替代氣壓沉箱基礎施工的新工藝，為橋梁深水基礎建設開辟了一條新途徑，整個工程共投資約1.4億元。1954年2月，政務院下達了《關于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議》。1955年9月正橋工程正式動工，1957年9月25日竣工。武漢長江大橋的建成，是我國橋梁建設史上的創(chuàng)舉，是20世紀50年代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成就之一。

馬寅初“新人口論”

馬寅初是我國著名人口經濟學家。建國后短短四年內我國人口凈增4600多萬人，人口無計劃的盲目增長與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fā)展發(fā)生了矛盾。馬寅初對我國人口問題做了大量調研之后，于1955年寫成了《新人口論》。1957年6月，他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作了發(fā)言，7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以《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為題公開發(fā)表。該文闡述了關于人口理論以及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有效措施，認為：一，人口增長太快同國民經濟發(fā)展存在著如下的矛盾：同加速資金積累的矛盾；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矛盾；同工業(yè)原料增長的矛盾；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同發(fā)展科學事業(yè)的矛盾；二，我國應該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提高人口的質量，要大力宣傳計劃生育，破除封建迷信，國家干預生育，實行計劃生育。馬寅初在文中還批判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闡明了“新人口論”和它的根本區(qū)別。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爭擴大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受到批判，被曲解為“地地道道的馬爾薩斯主義”。對“新人口論”的錯誤批判，使我國地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出現了人口的嚴重膨脹。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才得以平反。[page]

1958年

“大躍進”興起

1958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連續(xù)召開會議，批判反冒進，使得左傾思想迅速發(fā)展起來。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宣傳“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大二次會議，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完成能夠達到一個極高的速度，提出我國要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yè)品產量上趕上或超過英國，“大躍進”很快在全國展開。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鋼鐵工業(yè)要大躍進，1958年鋼產量要比上年翻番，達到1070噸，全國9000萬人上山“大煉鋼鐵”。各協作區(qū)也紛紛提出農業(yè)大躍進目標，全國報刊則不斷地宣傳糧食“高產衛(wèi)星”，大躍進不斷升溫。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到處泛濫。大躍進造成了全國緊張、上下混亂的局面。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中共中央力圖糾正大躍進的錯誤，但直到1960年冬天實行“八字方針”調整經濟后，“大躍進”才終止。大躍進發(fā)生的原因是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和地方的領導人沒有認真研究中國的國情，沒有認識到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急于求成，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發(fā)動的。大躍進不僅造成人力財力的巨大浪費，更為嚴重的是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主要比例關系嚴重失調，財政收支嚴重不平衡，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一平二調”、“共產風”、浮夸風和瞎指揮，破壞了等價交換和按勞取酬原則，造成人民群眾思想上的極大混亂。

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

1958年3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把小型的農業(yè)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一些地區(qū)開展了并社工作。1958年7月，《紅旗》雜志發(fā)表兩篇文章，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的思想。8月，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xiāng)七里營人民公社后稱贊“人民公社好”。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范圍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到9月底，全國已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據9月29日統計，全國建起233973個人民公社，加入的農戶達到122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9.1%。人民公社建立初期，規(guī)模很大，全國平均28.5個農業(yè)合作社合并為1個人民公社，平均每個公社有農戶6100戶，有的公社甚至超過2萬戶。人民公社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組織，既是一級經濟組織，又是一級政權機構。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實行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體制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等問題，嚴重影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低下，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4月26日五屆人大二十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中提出人民公社政社分開，建立鄉(xiāng)政府，人民公社正式終結。

“二五”計劃

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期間，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對“二五”計劃草案作出全面修正。1955年8月，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式頒布不久，國家計委便開始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任務。此后，由于指導思想的變化，1957年、1958年國家計委不斷修改計劃數字，到使“二五”計劃正式方案遲遲未能出臺。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指出，到1962年“二五”計劃完成時，我國糧食產量可以達到1.5萬億斤或更多，鋼產量達到8000萬噸到1億噸，在主要科學技術部門趕上世界先進水平。1959年后，由于形勢變化，國家計委再也沒有全面編制與修訂“二五”計劃，只是年度計劃作了多次調整，而“二五”計劃的正式文本始終未能面世?？傮w而言，“二五”計劃的制定受到急躁冒進的影響，提出了超越國情國力的奮斗目標。“二五”計劃是我國歷經的五年計劃中指標變化最多、變化幅度最大、實施效果最差、主要經濟指標負增長、人民生活下降最嚴重的一個五年計劃。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創(chuàng)意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它的基本內容為：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無產階級國際團結；三，鞏固和發(fā)展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四，在繼續(xù)完成經濟戰(zhàn)線、政治戰(zhàn)線、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五，在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條件下，工業(yè)和農業(yè)同時并舉；六，在集中領導、全面規(guī)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yè)和地方工業(yè)同時并舉，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同時并舉，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yè)、現代農業(yè)、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翱偮肪€”本身的表述是正確的，但“總路線”產生于反右運動之后的“反冒進”的不正常氛圍中，促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fā)生，給我國經濟建設造成嚴重的損失。

成立經濟協作區(qū)

1958年1月，為配合國民經濟計劃的進行以及管理體制的調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成立七個經濟協作區(qū)，由有關省、市、自治區(qū)黨委舉行定期性的或不定期性的會議，使各地互通情報，交流經驗，互相協作，彼此支援，調節(jié)矛盾，相互評比，以便在中央方針政策和統一規(guī)劃下，促進共同發(fā)展。全國七個協作區(qū)是：遼寧、吉林、黑龍江、東蒙（內蒙古自治區(qū)東部三個盟）為東北協作區(qū)，以歐陽欽為會議召集人；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自治區(qū)（內蒙西部四個盟和呼和浩特市）、河南為華北協作區(qū)，以林鐵為會議召集人；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山東、江西為華東協作區(qū)，以柯慶施為會議召集人；廣東、廣西、湖南、福建、江西為華南協作區(qū)，以陶鑄為會議召集人；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為華中協作區(qū)，以王任重為會議召集人；云南、貴州、四川、西藏、陜西這西南協作區(qū)，以李井泉為會議召集人；陜西、甘肅、青海為西北協作區(qū)，以李德生為會議召集人。有些省、區(qū)劃分在幾個協作區(qū)內，可根據經濟關系密切程度，以參加一個協作區(qū)為主。